设色纸本 立轴
139×60cm 54 3/4×23 5/8 in
约7.5平尺
在明末清初名家辈出的中国画坛上，项圣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。他遗留下来的绘画作品，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均有收藏，也有不少流散到了国外，传世或见于文献记载的总数约在六百余幅以上。他的作品，数量多、质量高、画风独特，其艺术技巧，在当时不亚于第一流画家。更为突出的是他的作品具有思想内容和时代的气息。
在明末清初名家辈出的中国画坛上，项圣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。他遗留下来的绘画作品，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均有收藏，也有不少流散到了国外，传世或见于文献记载的总数约在六百余幅以上。他的作品，数量多、质量高、画风独特，其艺术技巧，在当时不亚于第一流画家。更为突出的是他的作品具有思想内容和时代的气息。
在明末清初名家辈出的中国画坛上，项圣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。他遗留下来的绘画作品，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均有收藏，也有不少流散到了国外，传世或见于文献记载的总数约在六百余幅以上。他的作品，数量多、质量高、画风独特，其艺术技巧，在当时不亚于第一流画家。更为突出的是他的作品具有思想内容和时代的气息。
嘉兴项氏，是一个大家族。祖父项元汴，字子京，号墨林山人，是有名的古书画大收藏家、鉴赏家和书画家。项子京的性格很特别，对于科举考试很冷淡，万历时征他出来做官，他也不去；而对古代的文物却有特别的嗜好。他所收藏的古代法书名画，以及鼎彝玉石，甲于海内，其数量之多，质量之高，不惟当时，就是在后代，也无人能与之相匹敌。现在我们能看到古代传世的法书名画中，有许多是经他手收藏过的。他曾经得到一张古琴，上面刻有“天籁”两字，于是便把他储藏古物的房子，取名叫“天籁阁”。
项圣谟(1597—1658)，初字逸，后字孔彰，号易庵，又号胥山樵，别号甚多，已知者有松涛散仙、存存居士、烟波钓徒、狂吟客、鸳湖钓叟、逸叟、不夜楼中士等，秀水(今嘉兴)人。出身世家，祖父项元汴，父项德新，都是著名收藏家和书画家。幼承家学，工画善诗，曾以秀才进国子监读书。明亡后，家庭破落，卖画自给，郁郁而终。
项圣谟受家庭熏陶，精研古代书画名作，又善于从生活中摄取素材，其作品具有鲜明风格，在明清之际画坛上独树一帜。他的画贴近现实，造型准确，用笔周密，严肃不苟，一反当时潦草粗疏，追求“逸笔草草”的画风，而又意境秀逸，气韵高雅，具有很高的品格。所绘山水、人物、花鸟均被称为“毕臻其妙”。董其昌评他的画“与宋人血战”(力追宋代画风)，“又兼元人气韵”。李日华称赞他的画风“英思神悟，超然独得”，是“崛起之豪”。
从画风上看此画是项氏中后期之作，此时项圣谟从京回家之后，完全沉浸于诗文书画的创作之中，倾注着他毕生精力。这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，然而，也包含着社会的政治原因。此画与明天启五年至六年间他创作山水长卷《招隐图》画风相似，在此画中他还创作了二十首“招隐诗”。据他自己说是因读到了陆机和左思的“招隐诗”而有所感触，将“借砚田以隐”。是什么感触呢？从他的“招隐诗”中，可以透露出一些消息。其第二首诗写道“谁谓幽居僻，荜门稀往还。但疏迎送礼，而绝笑啼颜。不是高眠稳，只因结想闲。利名能勘破，荣辱总无关。”第十一首诗写道：“谷口无人迹，清辉扬素流。岩花占岁月，洞草辨春秋。阴壑口丹穴，阳林被翠裘。由他轩冕客，颜膝事王侯。”第十八首写道：“白沙走急濑，何事若奔忙。昼夜分千派，浊清同一源。洁因无混洁浑以合流浑。不记沧浪水，曾歌自取言。”这些诗句以“官场”作为对立面，赞美“幽居”生活，此画有诗曰：林疏秋意爽，山古日阴长。每到虚亭上，溪话一路香。从中抒发了他的感慨，可以看出他对“官场”的基本观点，联系他所创作的年代，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具体内容。
清政府对汉族及其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，经过大规模的武装血腥镇压之后，终于巩固了下来。在清政府采用武装手段的同时，也采用着收买、笼络的怀柔政策。当清军进入南京的时候，清军统帅和硕豫亲王多铎，就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中，选取了三百七十三名明朝官吏，授予清王朝的官职。对于汉族的前朝官吏、文士，只要他们不是武装的对抗、愿意投降到新王朝作事，新王朝是容纳他们的。在这种怀柔政策之下，一些明王朝的旧官吏和文士，见大势已定，为了自身的利益，也就纷纷出来投向新的王朝了。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，却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，或隐逸山林，或遁迹空门，抱着与新王朝不合作的态度，项圣谟就是其中坚决的一个。画面上崦间树林，茅堂静掩。这不是一般的“高士”图，他以曲径通幽，和高蹈孤引的山舍，象征那些不肯向新王朝屈膝的人们，也是表明他自己的心迹。在这一幅画上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所加盖的二方闲文印章，印文其一是“榕阴梧景之闲”；其二是“论心草堂”；这两方印章，在他的作品中，仅见于这一幅，而这一幅画没有上款，可见不是送人的。将这一幅所画的内容与这二方印文相联在一起，其用意更为明显。可见他对自然生活的向往，对现实的不满。
自从明朝灭亡之后，项圣漠从不在自己的画上署以朝代的纪年，仅署干支。据我所知，他最后一幅冠以朝代纪年的作品，是他在崇祯十六年九月所画的一幅《菊竹图》扇面，落款写“崇祯癸未重阳后一日”，自此以后，到他临终前的十五、六年间，无论是传世的作品，或见之于著录的作品，都未见他冠以清代顺治的纪年，此画最后的落款为“古胥山樵项圣谟”，这不能说是偶然的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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